机械重复日常的我们，该如何追寻自由？

是神圣的仪式，还是僵化的例程

在所有指出现代性起源的尝试（这是现代性从未厌倦的工作）中，我最喜欢的版本是：现代性是从中世纪的僧侣开始的。根据这一版本，是本笃会*，提出了“在每天同一时间做同样事情是可能的”这一想法。尽管在那时，大家都认为时间是流动的、永恒的，但修道院却被最现代的工具——时钟——的节奏所支配。僧侣们一起起床，一起吃饭，一起祈祷，在指定的教规时间内开始和停止每项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秩序的痴迷渗入了整个世界：城里的小商贩和贸易商听到修道院的钟声每天响起八次，于是开始按照钟声的节奏完成他们的日常工作；屠夫在第一时辰（Prime，上午6:00）拿起他的切肉刀，在第九时辰（None，下午3:00）放下刀吃午餐；文书则匆匆忙忙地在晚祷（Vespers，下午6:00）前完成他们的工作。后来，时间成了货币，是可以消费或保存的东西；为了使生活更有效率，人们逐渐转向机器。到了工业革命前夕，这套制度背后的宗教动机早已被遗忘——修道院让位给了工厂，仪式消解成了例程（routine）。

*译者注

本笃会是天主教的一个隐修会，是由意大利人圣本笃于529年在意大利中部卡西诺山所创。

至少，193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是这么阐述这段历史的。作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修道院“帮助人类企业获得了有规律的集体节拍和机器般的节奏”。当代的中世纪学者已经开始怀疑这种说法过于齐整了，但我一直喜欢它所描绘的画面，仿佛那个时代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天文钟，而修士、鞋匠、织工等人物就像钟上不同的指针，在同一的无情节拍之下，沿着自己的轨道自动运转，咔嗒作响。当我在自己的日常轨道上行进时，这个画面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准备同样的早餐（燕麦片、咖啡）；七点出发，踏上我我过去十年都在走的路线；沿着这条路线环湖，刚好需要50分钟；这样，在八点前，我就可以坐在办公桌前。我在家工作，所以没有同事或考勤卡能记录我的守时情况，但我的浏览历史可以。我的生活是如此的例程化，以至于我的屏幕时间也有明显的模式：在整点刚过的时刻登录电子邮件，在午餐时花30分钟看社交媒体。

- Miriam Martincic  -

重复（repetition）是所有禁欲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倾向于认为我的个人习惯构成了某种类似于精神纪律的东西。我的天性会趋向萎靡和混乱。而决定在每天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使我的生活有了一个中心，让我免受新奇事物的诱惑分心。我的生活很单调，但我不会说它乏味。（我和里尔克[Rilke]一样相信，有的人会觉得生活乏味，是因为他们还不够诗意，无法看到生活的丰富。）我想象这些被严格限定的日子，随着圆圈的每一次转动，正在放射出越来越宽的弧光，变成联结更深、方向更确定的生活。

但也许这仅仅是多余的自我辩解。我并没有忘记，我所描述的“精神纪律”，与“生活黑客”精神有一种令人不适的相似之处。硅谷的恋数据癖者（data fetishist）把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称为“生产力大师”，并把自由时间说成是“释放阀”。也许我和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今天，这样的想法是很难避免的：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像那些构成我们生活的、僵化而不灵活的机器。《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凯文·鲁斯（Kevin Roose）将这一过程称为“机器漂移”（machine drift），认为它正在贬低我们的人性，且让我们面临从职场上淘汰的风险。他在他最近的书《面向未来：自动化时代的9条人类规则》（Futureproof: 9 Rules for Humans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中写道：“多年来，传统的智慧一直认为，如果机器代表未来，那我们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像机器。”这种智慧是工业革命的遗留物，在我们努力简化和量化自身生活（统计我们的步数，跟踪我们的REM睡眠周期）的过程中持续存在，我们依赖的算法也进一步地将我们驯化为不断重复过去决策的机器。

作家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同样认为，重复是“非人道的”。他认为学校及其僵化的课程和课堂制度，正将孩子们训练为19世纪的工厂的预备劳动力，这样的教育毫无意义。他在《卫报》中写道：“在未来，如果你想要一份工作，你应当尽可能成为一个与机器截然不同的个体。”这些批评者认为，在努力提高工作效率的过程中，我们正在放弃我们相较于（正在蚕食许多工作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真正优势。我们不应该屈服于重复的习惯，而应该转而培养那些最使我们得以为人的品质——我们的灵活性和自发性，我们对意外的反应能力和学习新技能的能力。

我们这些在“创造性”领域工作的人，应该对这些预测感到庆幸。的确，作为自由撰稿人、兼职教师和打零工者，我自己的生活需要不小的灵活性。而且，即使考虑到最近人工智能语言建模的进展，写作也是专家们长期以来认为不会被自动化的技能之一。但这些作者不仅仅是在提供专业上的建议。他们对人类的特点提出了全面的主张，同时，将一致性诋毁为一种过时的生存技能。每当看到这类言论，我都会想起我对“习惯”根本上的矛盾心理——基于芒福德的理论，“习惯”处于修道院和机器之间。在如今这个技术发达的时代，人们还有可能重新认识到重复性在精神层面上的价值吗？还是说，它最终已经被归入现代生活死气沉沉的鼓点中了？

- Miriam Martincic -

机器的解放性，及重复中的超越性

可以肯定的是，把习惯当做机器来描述，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最熟悉的行为——走路、骑自行车、开车——都可以在无意识中进行，就像我们在“自动驾驶”。人们常说，习惯是外包（outsourcing）给自然界的。通过习惯，我们能将认知的负担卸给肌肉记忆，从而释放出头脑来思考其它事情。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习惯可以滑向成瘾（addictions）和强迫症（compulsions）等模式，抵制我们有意识打破它们的努力。正如哲学家克莱尔·卡莱尔（Clare Carlisle）所观察到的，正是这种滑入和滑出意识的趋势，精准地跨越了现代思想中某些二元对立——主动和被动、自由和必然、头脑和身体——使“习惯”变成哲学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棘手的话题，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关于自由和个人自主性的问题。康德将习惯性的行为排除在道德哲学之外，坚持认为“不假思索地重复同一行为”不可能是道德的，因为这些行为不是自由选择的。

“习惯是无意识的、机械的”的观念会在工业革命期间蓬勃发展并不奇怪。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杂志《家常话》（Household Words）在1855年的一篇文章中称，例程是“对有生命的、有思想的人的工作的自动性模仿”。这种表述，可能更适用于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其中许多人表现出难以改变的强迫性的话语。即使有意外的财富降临，他们也无法放弃那些会暴露他们所在阶级的习惯。十九世纪的心理学家把习惯比作飞轮和定型印刷（stereotype printing）——缺乏变化的、重复的工业技术。沃尔特·帕特（Walter Pater）在《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一书中，同样将习惯与刻板印象相提并论，并得出结论：已经屈服于现代生产机械规律的习惯性思维，无法进行艺术鉴别。对美国牧师、改革家约翰·魏斯（John Weiss）来说，习惯体现了自然法则无意的精确性。他在1870年写道：“一个人越是被他天性中的原始倾向所奴役，其生活就会越像物的机械活动。”

但是，人们仍然希望，使生活变得重复的机器，总有一天能把我们从日常的劳作中解放出来。马克思认为，机器具有“缩短人类劳动时间，增加劳动成果的神奇力量”，认为它们只要被用于正确的目的，并由工人控制，就能打破专业分工的趋势，使人们成为“完全发展的”个人。奥斯卡·王尔德想象了一个更加乌托邦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机器完成了所有令人不快的工作，而人类可以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阅读和享受休闲生活。他在1891年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所有非智力劳动、所有单调乏味的劳动、所有要与可怕的事物打交道，涉及不愉快的状况的劳动，都必须由机器完成。”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从“习惯的暴政”中解脱出来，不再“沦为机器”。

- Ryo Takemasa -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习惯是机械化的，但许多思想家都像芒福德一样，觉察到在现代例程的齿轮中仍然潜藏着一种精神动力。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到了一项研究，称大多数德国工人“喜欢单调的工作”。根据这一研究，工厂工人和早期基督徒一样喜欢重复性的体力劳动，因为它不需要什么注意力，从而为沉思留下了空间（她引用了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歇尔[Karl Bücher]的话：“有节奏的劳动是高度精神化的劳动”）。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认为，新教的工作伦理——以富兰克林关于习惯和自我调节的箴言为例——本来是与对救赎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追求超脱世俗的动机早已被遗忘，升华为韦伯所说的“机械生产的技术与经济条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宗教改革“把理性的基督教禁欲主义及其有条不紊的习惯带出了修道院，让它们服务于尘世的积极生活”。对规律性的渴望，从其鼓舞人心的宗教动机中解脱出来，并被现代生活的自动操作不假思索地延续下来。韦伯发现，工业社会被“已死的宗教信仰的幽灵”所困扰。这个短语呼应了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对习惯的定义：“一种精神活动的化石残余。”

我自己早就感受到了这种残余。我相信，重复的乐趣中存在着某种超越性的东西。在疫情的最初几个月，许多人抱怨说，禁闭使他们的生活呈现出了1993年的电影《土拨鼠之日》中的那种一成不变的“似曾相识”。但这部电影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精神寓言。虽然主人公菲尔（Phil）最初认为，他所陷入的时间诅咒是一种循环，但他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利用沉闷的循环进行道德修炼的程序——学习新技能，完善自律能力，磨炼道德反应——直到他成为尽可能好的自己。持不同信仰的评论家将这个故事解释为摆脱轮回、达到开悟的冥想，或是清教徒的皈依仪式。然而，尽管有这些神秘主义的解释，影片似乎意识到，重复并不总是超越性的。在一幕中，菲尔继续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问两个和他在保龄球馆喝酒的当地人：“如果你被困在一个地方，每天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做的事情都毫无意义，你会怎么做？”其中一个人回答说：“这不就是我的生活吗？”

- Yasmine Gateau -

对“灵活性”的推崇，

及背后的可疑动机

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引发了人们对“我们正在变成机器”的焦虑，并引发了一连串关于“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甚至谈不上是辩论的）花言巧语。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话语依赖于经济学家大卫·奥特（David Autor）、弗兰克·利维（Frank Levy）和理查德·默纳内（Richard Murnane）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对“例程”（routine）的定义。该定义被称为ALM假说（ALM hypothesis）。

根据该文章，如果一项任务可以被简化为一套明确定义的规则，并可以编入机器中，那么它就被认为是例程。这包括了手动任务（比如在装配线上移动挡风玻璃）和认知性工作（例如会计和记账）。这个定义对一些认为“例程只是指经常进行的行动”的人来说可能有点迷惑。对这部分人而言，经常进行的行动依赖隐性知识，不能用一系列明确的步骤来解释。（在某些情况下，解释甚至会干扰这类技能的执行。关于此，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他的《知识与身心问题》[Knowledge and the Body-Mind Problem]一书中写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位小提琴家朋友问阿道夫·布什[Adolf Busch]是如何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的一个段落的。布什回答说，这很简单。但当他开始演示时，他发现自己已经不知道怎么演奏了。）

随着ALM假设进入企业和政治话语，“例程”经常滑入一种更常见的用法，用来表示“不断重复的”任务。巴拉克·奥巴马在2016年关于人工智能经济影响的采访中也是这么用的。一项对《纽约时报》过去十年关于自动化的文章的调查显示，可以称为“例程”的任务包括销售、审查法律文件、诊断病情、批改学生的论文、教授“事实和数字”，以及家庭健康助理要进行的许多行动，包括做饭和帮助病人下床。换句话说，因为其模糊的定义和令人不快的底色，“例程”这个术语常常在安抚焦虑员工时出现——只有最单调的责任才会被移交给机器。保险巨头美国富达公司将这些单调任务描述为“员工们反正也不想做的任务”。而该公司向其员工介绍自动化软件的宣传活动，称为“放下苦差事”。

在自动化的传道者（企业家、创新顾问、“思想领袖”）口中，这样的保证常常滑向解放性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语域。邓肯·沃德尔（Duncan Wardle），一位迪斯尼前高管，附和了流行的说法：“机器人的崛起只会让我们更有人性”，因为它将使我们拥抱人类的核心优势——直觉、好奇心、创造力和想象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动化将使我们更像人类”是一个古老的承诺，但它很少像在思想节和创新会议的舞台上这样，达到如此诗意的高度。作家、企业家蒂姆·莱伯雷赫特（Tim Leberecht）的TED演讲已经被观看了几百万次，他认为“线性的、流程驱动的、单调的”工作的自动化，将带来第二次浪漫主义运动，一个反抗优化和效率逻辑的运动。在都柏林的舞台上，以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雾海之上的流浪者》（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为背景，他呼吁雇主在工作场所创造一种“戏剧性的、神秘的、浪漫的”感觉，并寻找那些在“不一致性”、“偶然性”和“情境突发性”中依然表现优异的员工。

《雾海之上的流浪者》

—

Caspar David Friedrich

专家们认为最能防止自动化的技能——“情境适应性”（situational adaptability）和“创新性与适应性的思维”（novel and adaptive thinking）的能力——在大众媒体中以“灵活性”（flexibility）和“自发性”（spontaneity）这两个更容易理解的同义词被颂扬，有时，还被赋予美德的标签。在一个“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品牌，职业发展要从个人成长的信条中汲取营养”的经济中，“要防止自己僵化”的命令已经延伸到了工作场所之外，成为一种“如何生活”的哲学。Alphabet的“moonshot”部门高级产品经理贝瑟妮·马普莱斯（Bethanie Maples）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人性，意味着我们应该变得“更像婴儿，更不像机器人”，也就是说，摆脱一成不变的信念，愿意“不断重估我们对万物的看法”。

但是，即使工作场所的技术承诺说要将我们从例程中解放出来，我们在私人生活中使用的工具也有可能使我们更加僵化和习惯化。“生活方式自动化”尤其如此。这些应用程序和算法，使我们的多媒体应用（更不要说睡眠、运动和性生活等亲密活动）例程化，促使我们采取过去曾采取的行动，或是购买与我们曾买过的东西类似的产品。社交媒体平台依靠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和其它形式的心理操纵，使我们陷入未经思考的暗示和奖励（点赞、通知、转发）的循环，这种循环是所有成瘾模式的特征。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凯文·鲁斯（Roose）意识到，他对Gmail自动回复、Netflix推荐和算法策划的新闻提要的依赖，正在把他变成一个“有着更多固定的例程和思维模式，以及机器人般可预测的日常生活”的人。他为他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简短的测试，来判断他们是否已经成为“机器漂移”的受害者。他问道：“最近，生活的某些部分是否已经变得太过……可预测了？你是否发现自己在通过心理层面的自动驾驶器运行——说着显而易见的事情，进行着重复的活动，做着没有任何变化和偶然性的动作——长达几周或者几个月？”对于那些回答“是”的人，他建议，放弃自动化的解决方案，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加入更多“令人惊讶”的行动*（比如“无缘无故带花回家”）。

*译者注

可参见《拥抱无序：在预测处理中寻觅不确定性的价值》，文中的麦克斯·霍金斯用“随机生活”的方式摆脱了一成不变的生活。

对这种有益健康的建议，我其实很难拒绝。不过，我仍然对这种对灵活性的推崇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推崇常常为其它目的服务。法国哲学家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指出，自九十年代以来，灵活性和反应性（reactivity）一直是企业的口号，但它们在政治上绝不是中立的，因为它们验证了一种“灵活经济”。这种经济在技术的侵蚀中蓬勃发展。它需要一支能够应对市场的波动、适应被重新定义的工作描述的“灵活”劳动力。

Netflix的首席执行官里德·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认为，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活力的公司，需要“为创新或灵活性而优化”。这意味着，他们要抓住“与众不同”的员工，即那些能够跳出框框，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人。不过，这也意味着，要消除那些旨在规范工作场所的公司政策和规定——黑斯廷斯建议从“撕掉员工手册中的几页——去掉旅行政策、费用政策、休假政策”开始。在某些情况下，自动化的传道者会奇怪地表示，稳定的就业本身就是一件苦差事。例如，谷歌中国前总裁李开复在2020年指出：“人工智能将我们从例程中解放出来，让我们在重复的工作和重复的薪水之外找到生活的意义，这样，我们能重新发现当初让我们成为人类的原因。”但是，哪个工人曾经抱怨过重复性（固定）的工资？

数字技术确实可以把我们从严格的例程中解放出来，因为它使工作安排更加灵活，使远程工作、兼职工作和“结果导向”得以兴起，使许多员工可以选择自己的时间表，部分或全部在家工作。尽管这些发展对一些人来说是值得欢迎的，但真正受惠的显然是企业的利益。企业已经抓住这一机会，取消了员工福利、稳定的合同和其它安全网。换句话说，尽管关于“灵活性”的花言巧语给了我们“能够更有人性”的存在主义承诺，但它经常偷偷支持的却是使劳动者生活更不稳定的政策。而且，我们并不清楚，是否所有劳动者都希望从例程中解放出来。在许多情况下，没有了例程，人们不得不对曾经被编入工作场所节奏的一系列决定负责，从头开始安排每一天的工作。

- Tatsuro Kiuchi -

对抗深渊的静谧奇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一名自由工作者，我在多变生活中建立的日常习惯也是对所谓“激情经济”的抗争。我的职业看起来仅仅是建立在无形的欲望、意志和云计算之上。（我在给编辑和客户的日程安排中多次使用“灵活”一词，以至于它常常在我打字时出现在自动完成[autocomplete]建议中。）当没有标记工作日开始和结束的时钟，没有家庭和办公室之间的明确边界时，每个小时都会成为谈判的对象，每个任务都会成为意志的斗兽场。又要抵抗拖延，又要防止过度工作，所需的努力很快就会耗尽一个人的动力。我了解到，有规律的生活，是避免“午间魔咒般的焦虑、网上冲浪的无底洞、得用狂躁熬夜来弥补的小睡”的唯一办法。

说到关于机器漂移的抱怨。事实上，目前的技术，和自称是自动化专家的人所经常引用的，黯淡的工业化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说机器曾经围绕着时钟的不妥协的效率来安排生活，那么数字技术已经消解了工作周的结构，并进一步瓦解了公共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区别。互联网不是一个有序的地方，而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深渊。它抹去了各个时间段的轮廓，吞噬了完整的一天，并用一种从未完全实现的模糊可能性淹没了我们的生活。最终留给我们的，是那种低级的精神疲惫。说它是“决策疲劳”都太弱了。

斯多葛派（Stoics）把这种感觉称为“stultitia”，塞涅卡（Seneca）说它是“浮躁、无聊、目标的不断转移”。它描述了对新奇事物永无止境的渴望、对坚持承诺的无能为力、相互竞争的欲望对意志力的禁锢。圣本笃在他的《圣本笃准则》（Rule）里也描述了一些类似的内容，谴责那些“成为了他们自己的意志和粗暴欲望的奴隶，永远无法安定下来”的四处奔波的僧侣。这也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中所指出的问题。他写道：对一个悲惨的人来说，所有事情都是有待决定，而非依从习惯的。每根雪茄的点燃、每杯酒的饮用、每天的起床和睡觉时间、以及每项工作的开始，都是明确的、需要意志来思考的主题。

塞涅卡、圣本笃和詹姆斯都不会否认，自发性对我们的人性至关重要。但为了实现宁静，这种“第一天性”（first nature）必须得到“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的补充。“第二天性”是长期以来对“习惯”的称谓，通常被认为出自亚里士多德。这些早期的思想家并不认为习惯是机械性的，而是将重复视为一种使行为自然化、接近本能的流动性的手段。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写道，习惯“使得一件事变成我们自己的事，仿佛它对我们来说是自然的，因此变得令人愉快”。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习惯有助于追求有德性的生活，是统一意志，并通过实践将我们引向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在《尼格马可伦理学》中，他写道，卑贱的人“与自己不一致，对各种事情都有欲望和愿望”，有德性的人“在判断上保持一致，灵魂的每一部分都渴望相同的目标”。

这就是重复的静谧奇迹：重复不仅能使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容易，还能改变一个人的欲望，使肉体和精神的渴望相一致（或者如詹姆斯所说，使“我们的神经系统成为我们的盟友而不是敌人”）。宗教皈依者期待着曾经害怕的忏悔仪式，刚成为父母的人适应了睡眠不足，Twitter上瘾者在删除应用程序几个月后意识到他再也想不起曾经令人着迷的、激动人心的推送。对他们来说，重复都是一种奇迹。

关于这一现象，生机论哲学家菲利克斯·拉韦松（Félix Ravaisson）的《习惯》（Of Habit）仍然是最深入的论著之一。他认为，习惯是一种恩典，允许被意识和意志困扰的人类，参与到自然的自发性之中。在拉韦松看来，自发性指的并不是目前技术乌托邦式的异想天开和偶然性，而是那些根深蒂固到几乎不像是选择的行为。深受慷慨美德熏陶的人会发现她不可能不慷慨，就像鲑鱼不可能拒绝那些刺激它们逆流向上产卵的化学暗示一样。当某一行动成为某个人的第二天性时，最初对善的渴望就会“忘记自己”，“接近神圣的无知（holiness of innocence）”。

- Yasmine Gateau -

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平衡

当代批评“习惯”的人，很大程度上不承认这种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即自由是一种持续选择善的能力、或者例行按照一个人的最高本性行动的能力。根据最热忱的自动化倡导者的说法，真正的自由，需要通过使工作和劳动变得多余，逐渐消除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必然性，让我们的日程表为无限的选择和新奇事物开放。这就是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他2021年的广为流传的文章《万物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 for Everything）中提出的情景*。

*译者注

https://moores.samaltman.com/

奥特曼推测，在未来十年里，逐渐在非例程性工作中取得进展的人工智能，将阅读法律文件，提供医疗建议，从事流水线工作，也许还能胜任“陪伴”的工作。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人工智能将做出科学发现，并基本从事目前构成人类就业的所有工作。人工智能公司将富有到能够为所有公民的基本普遍收入提供资金，成为一个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良性循环”的系统。从食物到视频游戏的一切事物都将非常便宜。人们能够购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不必长时间劳动。如果我们因为不工作而无聊，我们总是可以编造新的工作。他写道：“我们将有难以置信的自由，可以对工作内容进行创造性的处理。未来可以近乎难以想象的伟大。”

如果奥特曼所说的未来是“难以想象的”伟大，也许是因为我们确实很难想象自己在那里的幸福，就像我们无法设想身处天堂的满足感。我发现我在阅读这类情景时，很容易体验到那种经常毁掉假期和周末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安——生活的结构消失了，随心所欲的自由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所掩盖了。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里，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表达了类似的怀疑，她不认为“无条件地臣服于无常性”可以使我们快乐。这种看法其实回应了乌托邦式的理想（她将其归功于马克思，这一点颇受争议），即技术有一天会把我们从劳作中解放出来，“解除工作这一古老的诅咒”。薇依天然地对这一设想持怀疑态度，不仅因为她认为例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因为她认为人类的本性不适合处理无条件的自由，这会使我们被自己的欲望所摆布。她写道：“纯粹出于心血来潮的努力，并不构成一个人控制自己心血来潮的手段。”这一观察，呼应了塞涅卡、圣本笃和詹姆斯关于“绝对的自由可能成为奴役”的悖论。

薇依提供了一种更有用的自由概念，这种自由概念与当代关于工作和自动化的讨论特别相关。她认为，自由并不只是必然性的缺席；相反，它涉及在思想和行动之间实现正确的平衡。如此多的现代工作让人觉得是苦差事，并非因为它们是重复的，而是因为它们令人困惑。劳动分工意味着我们并不总是了解我们工作的最终结果，而原理不透明的机器的使用使我们与这些最终目标更加疏远。她承认，在现代生产的每一个步骤中保留有意识的思考和研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她指出，我们一直在通过养成习惯，将思想外包给身体的程式化动作。技术是这一过程的延伸，它可以像个人习惯一样，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效率。但随着技术变得更加复杂，超越了人类的思考和理解，它的有用性开始减弱。在机械化过程取代了一种可被充分理解的方法论后，人们看到了一种奇怪现象——方法论已经完美地在金属的机器之中结晶，仿佛在进行思考的是它们，而沦为自动装置的是为它们服务的人。

- Miriam Martincic -

越来越多对于工人来说无法理解的任务出现了。（我们不禁想到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说法，“文明的进步在于扩大了我们无需思考就能完成的重要操作的数量。”）薇依认为，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轨迹走到它的逻辑终点，就会看到一个“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社会。

我们很难不感到，我们的社会正在迅速成为薇依所说的那种社会。在机构、政府机构和公司所使用的人工智能系统中，很多都是黑箱模型，依赖复杂的数学计算，复杂到人们无法知道它们是如何达成某个特定的决定、预测或建议的。目前，这些模型帮助法官做出判决，决定哪些街区应该由警察部门巡逻，并给出哪些贷款申请应该被批准的建议。这些技术能对量大到人类无法处理的数据进行核算。尽管它们的能力很强，它们也无法避免人类容易出现的那些模式：累犯评估（recidivism-assessment）模型给黑人被告打出更高的风险分数；技术工作的招聘算法认为女性不如男性可取。由于这些算法决策是根据历史数据做出的——哪些贷款在过去被批准，哪些罪行被重判——它们往往会加强历来就有的偏见。这一问题，被记者凯德·梅兹（Cate Metz）比作“从父母那里学到的坏习惯”。

这些技术的捍卫者经常回应说，人类的决定也同样不假思索：我们也经常在自动驾驶器上运作；我们也会陷入反馈循环，做出与过去相同的决定，而没有意识到这些决定是由简单的熟悉感启发的。但是，即使是最根深蒂固的人类行为，也会伴随着一些感觉；当出现问题（有的人曾发现自己开车回到过去的住所，有的人被误认为是牙膏的痔疮膏糊了一嘴）时，这些感觉会促使我们暂停并重新调整——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实。

拉韦松称习惯为“移动的中间项”，一种在程式化的机制和经反思的自由之间滑动的倾向。薇依同样将习惯视为一种连续体，认为我们应该努力保持在该光谱朝向反思的一段。斯多葛派建议每晚进行冥想，以便判断他们当天的行动是否有德性。实用主义之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指出，在习惯已经开始违背本人利益的情况下，“对情况的反思将克服这些习惯，而此人应该让反思充分发挥其作用”。正是这种与思想的联系，使习惯能够以机器不能的方式，保持流动性和灵活性。大脑的可塑性与习惯息息相关，可塑性被詹姆斯描述为“一种弱到足以受外在影响，但又强到不会一下子完全受影响的结构”。算法锁定了模式，而且超过了我们理解范围；与算法不同，习惯允许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之间协调出一种可接受的平衡，如薇依所说，保持“思想和它所应用的对象之间的某种平衡”。

- Enid Din-

“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不是很好吗?”

去年春末，我的丈夫说服我放弃我的例程。那是一个多云但异常温暖的下午，在五月的尾巴。学期刚刚结束，他被夏初几周那种万物充满可能性的感觉所感染，于是建议去植物园走走。我不太愿意去，担心这会对我的一周产生连锁反应——需要推迟工作，需要重新安排电话时间。但最后，我还是同意了。草地还是湿的。我们沿着山茱萸的走廊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漫无目的地看贴在树上的牌子。大多数树还在开花，白色的花瓣落在草地上。草地是明亮的、令人惊讶的绿色。整个星期都在下雨，这是这几天来我第一次在户外待了这么长时间。我丈夫说：“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不是很好吗？”他是对的。那个时候很安静，公园里基本上只有我们两人。这个地方离我们的公寓这么近，我却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当我们接近树林的边缘，阳光穿过云层，在草地上投下阴影，短暂地照亮了开花的树木，就像纸灯笼。我的头脑也感到异常明亮清晰。我突然确信了什么，转身对他说：“我们应该每天都这样做。”

直到他大笑起来，我才意识到我说了什么——我也不得不开始发笑。我想到了伯格森在他关于喜剧的文章中的一个短语：“生命身上附着机械的东西”。伯格森声称，我们在看到人类屈服于机械的无意识时发笑，是因为它触及了现代人永远存在的焦虑，即我们正在变成机器。笑是一种社会矫正，是对变得过于僵硬的危险的警告，是对“我们总有办法回到更有弹性的状态”的提醒。毕竟，我们为自己的生活建立的模式不是硬性规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能够弯曲，在必要时，也能够被打破。

作者：Meghan O’Gieblyn | 翻译：Sixin

校对：山鸡 | 编辑：杨银烛

封面：Yasmine Gateau | 排版：光影

原文：

https://harpers.org/archive/2022/01/routine-maintenance-embracing-habit-in-an-automated-world-meghan-ogieblyn/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eugeist”，谢绝转载到其它平台。如需开设白名单，请在后台回复“转载”，查看转载规范。公众号改版，星标“神经现实”公众号，不错过任何一条消息。